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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与历史上降准的相似之处，我们认为更需要注意的此次降准的不同之处：此次“新型降准”与历史上的降准逻辑均不相同，2018年绝不是重蹈“刺激放水稳增长”的老路，而是货币决策层基于深化利率市场化、金融服务实体及防范金融风险的新逻辑、新思维做出的果敢决策。

那么，养老目标基金具体投资多少才算合适呢？陆靖昶表示，根据海外经验，为保证退休后能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每年投入的资金应占个人年收入的6%至10%，更为理想的状况是占到10%至15%。考虑到目前国内权益市场估值较低，波动偏大，投资者可以适当考虑加大首次投资金额，从而进一步提高复利的效果，叠加长期定投，可以更好地保障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李彦秀还表示，现在也没看到知道详情的潘孟安声援“大阪办事处”的同事，任由舆论批评与“驻日代表”谢长廷推卸责任，令人遗憾。她表示，更气人的是，事情发生后台当局竟然还想要掩盖事实，只是想着遮掩，却没有想到这样的做法正是对于苏启诚最大的污蔑。才就任现职两月有余的苏启诚于14日清晨上吊自杀，台湾亲绿媒体《自由时报》当天曾援引苏启诚的一位朋友的话说，救灾不力被批，苏启诚“心里很委屈”。

图片：被击落的利比亚幻影F1战斗机，相对于有人机，无人机就算被击落也没有伤亡。本栏目所有文章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凡本网注明版权所有的作品，版权均属于新浪网，凡署名作者的，版权则属原作者或出版人所有，未经本网或作者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

大包干体制对激发地方和企业的活力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央对地方的各类包干体制，实际结果是“包死了”中央财政。在这种体制背景下，富裕地区有税源但不愿多收，宁可藏富于企，因为如果多收，超过部分就要与中央分成。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包干制在短暂地发挥积极作用后，逐渐显露出弊端，并成为之后分税制改革的导火索。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不掌握征税的具体信息，地方通过各种减免企业税收、虚报亏损等机制截留中央税款的现象频频出现，致使中央财力不足。

近几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工作的会上几乎每年都提税改的问题。他认为，应该加快推进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的划分，特别是转移支付制度亟须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艰难谈判在1949 年到1979 年的30 年间，中国的财政体制总体上实行“统收统支”的体制，辅有短期实行过的收支挂钩和收入分成型的财政体制。这种财政体制将全国的绝大部分财力集中在中央，由中央统一核拨各级政府的开支，地方仅享受地方税收和一些零星收入，无权留用其他收入。